从文化视角认识及反思班组建设
来源/作者：网络 发布时间：2012年11月12日 阅读次数：次
“文化”是西方近200年来诞生的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，许多哲学家、艺术家、社会学家、人类学家、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都想从各自的角度界定文化的概念，然而，在其各自专业学科内也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、令人满意的定义。笼统说，文化区别于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，是人类生命自觉活动及结果的产物，同时又具有历史积淀与民族记忆而构成独特的人文环境，影响、育化、塑造进而规定着人生命本身及当下生命存在的状态。中国人具此概念却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《易经》说“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，故而“文化”。
文化问题的提出：上世纪初“五四运动”中国人名义上打倒了“孔家店”，割断了现代中国人与中国传统文化显性的文字联系，西方文化及生活方式传入我国并影响着我们，但是，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是中国人永远不可能变成西方人，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积淀与民族记忆所构成的人文环境，在浑然不觉中仍然影响、育化、塑造进而规定着我们的生命及生命存在的状态，在“骨子里”我们仍然是中国人。然而，企业及企业活动形态不是从中国文化中自然诞生的，汉语“企业”一词源自日语，英语本意是“获取盈利的工具”，是在“资本”需要流通才能增值，并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中而产生的盈利形式——也就是说，是从西方文化“生化”出来并随着西方“船坚炮利”轰开中国大门，与“资本”和“科学”一同“闯进”中国，中国人被迫与被动地接受了它（洋务运动）。班组建设却是中国人在企业里所展开的一项“生命创造”活动——以马恒昌及“马恒昌小组”为代表的中国工人，在建国初期通过新、旧社会对比而产生“主人翁”意识，认为新社会的工作不仅仅只是谋生，而是在为自己、也为别人创造幸福及幸福生活，从而在班组劳动中开展的、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基层员工“自主管理”和“技术改善”活动——从“劳动雇佣”转变为“劳动占有”到“劳动奉献”的价值认知，其实质是颠覆了西方文化所体现的企业哲学及思想。
社会主义实质上比资本主义进步，从本质上更符合人类共同富裕及大同发展的方向，由于我们“绝对化”“形式化”的原因而事与愿违——例如，班组建设就是在社会主义劳动过程中绝对地强调“劳动奉献”而使“劳动占有”名存实亡，故而仅存“形式”而失去“生命”。为了唤起“效率”，西方文化所体现的企业哲学及思想重新影响我国。所以，从文化视角认识班组建设，更深刻理解中国人在班组建设中的“生命创造”，并为“生命创造”创造条件就显得必要了。
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：中西方文化差异是从文化起源那一刻开始，并使文化具有其本原性。文化起源的初始因素与人所存在的自然环境有很大的关系，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造成人及人的生命活动、与之不同的“对应”与“适应”，进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，并决定文化发展的最初方向——随着一个民族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文化类型，自然环境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小。
西方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，以雅典城邦为代表境内多山，不适合发展农业而适合种植葡萄、橄榄等经济作物，又由于临海具有良好的港湾便于贸易，故而形成以贸易为主体的海洋文明，所构成独特的人文环境是崇尚“人格独立、平等交换、遵守契约”，也就是说重视人的“个体价值”本位，具有“自然——法理——权利——功利”等关键词而形成“主客二分”，由此构成西方文化的典型特征。
中国文化的源头在黄河流域，由于土壤肥沃、气候温暖极易发展农业形成自给自足，人们固定从事生产，从家庭发展到家族直至宗族聚集而居，故而形成以农业为主体的农耕文明，所构成独特的人文环境是崇尚“人格互倚、等级秩序、遵守服从”，也就是说重视人的“群体价值”本位，具有“生命——伦理——义务——义理”等关键词而形成“主客和合”，由此构成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。
文化导致人的差异性：只有通过与西方人的比较才能认识我们自己，下面这个故事说明我们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异性。
上世纪初，在上海火车站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：一位英国人坐中国人所拉的黄包车到此，下车后给黄包车夫一张面额较大的英镑并要求找零，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普遍穷困无法找零，故而黄包车夫要求给小额钞票为此争执不下。他们的争执引来一群中国人围观，其中一位中国人问这位英国人“是不是坐火车”，英国人回答“是”。这位中国人好心提醒这位英国人“火车将要开了”，可是这位英国人不管不顾、仍然一味与黄包车夫争执。这位好心的中国人又问英国人“你的火车票是不是很贵”，英国人回答“是”。这位好心的中国人劝导这位英国人说，“你想想，耽误时间你坐不上这趟火车，即使把余下的零钱找回来给你，相比较你还是要吃大亏”。其结果是这位英国人宁肯火车不坐，也要把零钱“争”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的自我意识里“要求找零钱”是他的权利，他认为自己所拥有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——坐火车或者不坐火车也是他的权利及权利的自由选择，不存在侵害的问题。
这个事例告诉我们：西方人一般做判断时是在“内在自我”前提下，首先考虑的是在“权利”基础上的“事实”与“法理”，并以此为依据“决定”自己的行为，构成以“事实判断”统摄“价值判断”；中国人一般做判断时是在“人际自我”前提下，首先考虑的是在“利害”基础上的“情势”与“伦理”，并以此为依据“变通”自己的行为，构成以“价值判断”统摄“事实判断”——这是文化差异导致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的人格及心理特征。
差异性与班组建设的关系：班组建设从“起始本源”到“目的意义”，与西方文化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与矛盾性。企业是西方文化的产物，初始构建的本源及价值所体现的是“资本功利”——人与资本通过“契约”关系“交换”劳动时间，由此构成“人对劳动的意义”是为“资本”增值服务——人是工具。班组建设却是中国文化的产物，初始构建的本源及价值所体现的是“生命创造”。这是由于劳动者在企业中具有“主人翁”的价值认知，所以能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由此构成“劳动对人的意义”是创造幸福及幸福的生活——人是目的。
具体到人的层面理解，西方文化所育化的西方人很容易“法定”地适应企业活动形态的客观要求，能根据企业活动形态的客观要求决定、规范自己的个人行为，但却是没有“生命激情”的理性行为。班组建设却是中国人在西方文化“生化”的企业里、自发展开的一项“群体意识”活动，相比较西方人很难在企业里展开类似于此的活动，中国人在此项“群体意识”活动过程中，不仅能根据企业活动形态的客观要求决定、规范自己的个人行为，而且具有“生命激情”——相互提携、呵护、竞赛与影响，从而共同进步。
从文化视角反思班组建设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注重“阴阳平衡”“过犹不及”，甚至提出“物极必反”的警告。然而，纵观60多年以来的班组建设历程，从文化视角探究，却值得我们反思：班组建设活动是从自发“生命创造”开始的，为什么到现在所存在的状况却是班组建设“组织形式”普遍于自发“生命创造”，反而使企业功利达不到预期？
究其原因，是我们在班组建设活动过程中“工具理性”绝对化，即把班组建设作为实现“功利预期”的活动工具，而丢掉了“价值理性”即“生命创造”本身，反而延误“功利预期”目的的达到。例如，前30年突出人的“劳动奉献”而“虚拟”人的“劳动占有”，使人的“生命创造”失去支撑；后30年西方文化所体现的企业哲学及思想重新影响我国，围绕企业功利预期“直观性反应”，同样使人的“生命创造”失去支撑——其本质意义体现在“人是工具，不是目的”。
解决之道：班组建设不能只向“物”（功利），班组建设必须回归本源走向“心”（生命），我心走进你心，你心走进我心，一人之心化成大家之心，化成天下之心，“心即宇宙”和合为一。 免责声明：本文系转载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新益为|精益管理视野鼓励原创行为，本文因转载众多无法找到原作者。如涉及版权，请联系电话023-67015863进行删除！
文化问题的提出：上世纪初“五四运动”中国人名义上打倒了“孔家店”，割断了现代中国人与中国传统文化显性的文字联系，西方文化及生活方式传入我国并影响着我们，但是，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是中国人永远不可能变成西方人，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积淀与民族记忆所构成的人文环境，在浑然不觉中仍然影响、育化、塑造进而规定着我们的生命及生命存在的状态，在“骨子里”我们仍然是中国人。然而，企业及企业活动形态不是从中国文化中自然诞生的，汉语“企业”一词源自日语，英语本意是“获取盈利的工具”，是在“资本”需要流通才能增值，并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中而产生的盈利形式——也就是说，是从西方文化“生化”出来并随着西方“船坚炮利”轰开中国大门，与“资本”和“科学”一同“闯进”中国，中国人被迫与被动地接受了它（洋务运动）。班组建设却是中国人在企业里所展开的一项“生命创造”活动——以马恒昌及“马恒昌小组”为代表的中国工人，在建国初期通过新、旧社会对比而产生“主人翁”意识，认为新社会的工作不仅仅只是谋生，而是在为自己、也为别人创造幸福及幸福生活，从而在班组劳动中开展的、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基层员工“自主管理”和“技术改善”活动——从“劳动雇佣”转变为“劳动占有”到“劳动奉献”的价值认知，其实质是颠覆了西方文化所体现的企业哲学及思想。
社会主义实质上比资本主义进步，从本质上更符合人类共同富裕及大同发展的方向，由于我们“绝对化”“形式化”的原因而事与愿违——例如，班组建设就是在社会主义劳动过程中绝对地强调“劳动奉献”而使“劳动占有”名存实亡，故而仅存“形式”而失去“生命”。为了唤起“效率”，西方文化所体现的企业哲学及思想重新影响我国。所以，从文化视角认识班组建设，更深刻理解中国人在班组建设中的“生命创造”，并为“生命创造”创造条件就显得必要了。
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：中西方文化差异是从文化起源那一刻开始，并使文化具有其本原性。文化起源的初始因素与人所存在的自然环境有很大的关系，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造成人及人的生命活动、与之不同的“对应”与“适应”，进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，并决定文化发展的最初方向——随着一个民族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文化类型，自然环境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小。
西方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，以雅典城邦为代表境内多山，不适合发展农业而适合种植葡萄、橄榄等经济作物，又由于临海具有良好的港湾便于贸易，故而形成以贸易为主体的海洋文明，所构成独特的人文环境是崇尚“人格独立、平等交换、遵守契约”，也就是说重视人的“个体价值”本位，具有“自然——法理——权利——功利”等关键词而形成“主客二分”，由此构成西方文化的典型特征。
中国文化的源头在黄河流域，由于土壤肥沃、气候温暖极易发展农业形成自给自足，人们固定从事生产，从家庭发展到家族直至宗族聚集而居，故而形成以农业为主体的农耕文明，所构成独特的人文环境是崇尚“人格互倚、等级秩序、遵守服从”，也就是说重视人的“群体价值”本位，具有“生命——伦理——义务——义理”等关键词而形成“主客和合”，由此构成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。
文化导致人的差异性：只有通过与西方人的比较才能认识我们自己，下面这个故事说明我们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异性。
上世纪初，在上海火车站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：一位英国人坐中国人所拉的黄包车到此，下车后给黄包车夫一张面额较大的英镑并要求找零，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普遍穷困无法找零，故而黄包车夫要求给小额钞票为此争执不下。他们的争执引来一群中国人围观，其中一位中国人问这位英国人“是不是坐火车”，英国人回答“是”。这位中国人好心提醒这位英国人“火车将要开了”，可是这位英国人不管不顾、仍然一味与黄包车夫争执。这位好心的中国人又问英国人“你的火车票是不是很贵”，英国人回答“是”。这位好心的中国人劝导这位英国人说，“你想想，耽误时间你坐不上这趟火车，即使把余下的零钱找回来给你，相比较你还是要吃大亏”。其结果是这位英国人宁肯火车不坐，也要把零钱“争”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的自我意识里“要求找零钱”是他的权利，他认为自己所拥有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——坐火车或者不坐火车也是他的权利及权利的自由选择，不存在侵害的问题。
这个事例告诉我们：西方人一般做判断时是在“内在自我”前提下，首先考虑的是在“权利”基础上的“事实”与“法理”，并以此为依据“决定”自己的行为，构成以“事实判断”统摄“价值判断”；中国人一般做判断时是在“人际自我”前提下，首先考虑的是在“利害”基础上的“情势”与“伦理”，并以此为依据“变通”自己的行为，构成以“价值判断”统摄“事实判断”——这是文化差异导致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的人格及心理特征。
差异性与班组建设的关系：班组建设从“起始本源”到“目的意义”，与西方文化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与矛盾性。企业是西方文化的产物，初始构建的本源及价值所体现的是“资本功利”——人与资本通过“契约”关系“交换”劳动时间，由此构成“人对劳动的意义”是为“资本”增值服务——人是工具。班组建设却是中国文化的产物，初始构建的本源及价值所体现的是“生命创造”。这是由于劳动者在企业中具有“主人翁”的价值认知，所以能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由此构成“劳动对人的意义”是创造幸福及幸福的生活——人是目的。
具体到人的层面理解，西方文化所育化的西方人很容易“法定”地适应企业活动形态的客观要求，能根据企业活动形态的客观要求决定、规范自己的个人行为，但却是没有“生命激情”的理性行为。班组建设却是中国人在西方文化“生化”的企业里、自发展开的一项“群体意识”活动，相比较西方人很难在企业里展开类似于此的活动，中国人在此项“群体意识”活动过程中，不仅能根据企业活动形态的客观要求决定、规范自己的个人行为，而且具有“生命激情”——相互提携、呵护、竞赛与影响，从而共同进步。
从文化视角反思班组建设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注重“阴阳平衡”“过犹不及”，甚至提出“物极必反”的警告。然而，纵观60多年以来的班组建设历程，从文化视角探究，却值得我们反思：班组建设活动是从自发“生命创造”开始的，为什么到现在所存在的状况却是班组建设“组织形式”普遍于自发“生命创造”，反而使企业功利达不到预期？
究其原因，是我们在班组建设活动过程中“工具理性”绝对化，即把班组建设作为实现“功利预期”的活动工具，而丢掉了“价值理性”即“生命创造”本身，反而延误“功利预期”目的的达到。例如，前30年突出人的“劳动奉献”而“虚拟”人的“劳动占有”，使人的“生命创造”失去支撑；后30年西方文化所体现的企业哲学及思想重新影响我国，围绕企业功利预期“直观性反应”，同样使人的“生命创造”失去支撑——其本质意义体现在“人是工具，不是目的”。
解决之道：班组建设不能只向“物”（功利），班组建设必须回归本源走向“心”（生命），我心走进你心，你心走进我心，一人之心化成大家之心，化成天下之心，“心即宇宙”和合为一。 免责声明：本文系转载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新益为|精益管理视野鼓励原创行为，本文因转载众多无法找到原作者。如涉及版权，请联系电话023-67015863进行删除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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